论儒家文化在东南亚的生命力
郑良树
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文化，是从广义方面来说的；换句话说，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文化，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。所谓中华文化，她包涵了儒、道、释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内的一股气势磅礴、容涵性特大的文化，而其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，并作为融合的主体。
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，儒家文化曾经数度退居第二线，由中华文化内的其他文化主导天下；在中国广袤的疆土上，许多区域自有文化特色，并不一定都以儒家文化为主流，中华文化的其他文化在这些区域内领有主导的地位和角色。从这两件事实来观察，即知中华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整合体制，无论从时间上或空间上来说，她都具有高度的弹韧性，更有强大的吸收和包容力。中国虽然灭亡了好几次，但是，弹韧性及包容能力接纳了任何外来文化，通过参与和整合，把这些外来文化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，使她们“宾至如归”。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即使中华文化中的其他要素的连续性，遭遇到严重的破坏，而呈现破碎的状态，只要这一庞大整合体制依然存在，中华文化就可以继续绵延及发展下去。揆诸历史，汤恩比这个说法完全正确。
为什么中华文化有此高度的弹韧性及强大的包容能力呢？这就不得不归功于儒家文化了。儒家文化自春秋时代的原始儒家文化发展到两汉的时候，已经是一股结合阴阳、老庄以及法等思想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，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。这股文化，有下列几个广为人们所认同的特质：
第一、 勤俭
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“勤俭”这个美德。
大禹治水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是个家传户晓的故事；《尚书》<大禹谟>说大禹“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。”可见早在洪荒的太古时代，中国人就已经知道用“勤俭”来处理生活及治理邦家。春秋早期齐国政治家晏婴，把“勤俭”作为治国的方针，使齐国富强；更加肯定了“勤俭”的价值。自此以后，“勤俭”就成为中华文化的传统，特别是儒家文化，更把“勤俭”视为修身养性的美德之一。诸葛亮<戒子书>说：“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儒家文化里，“节衣缩食”、“勤俭起家”、“勤能补拙”、“业精于勤”及“闻鸡起舞”，都是美谈。韩愈<进学解>说：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。”已经成为后世学子的座右铭了。
第二、 诚朴耐劳
中国几千年以来农业立国，农耕必须依赖土地，而土地却是最诚实可靠的依赖者。除了天灾之外，农耕者投下不多少分的力量就有多少分的收获，几乎是天地间的定律。中华文化很早就发现了这条定律，对土地要诚实，并且以此教育后代子孙。由于诚实不欺，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在农耕上，所以，中国人也很早就培养出耐劳的价值观和性格，并且以此教育后人。《荀子》<劝学>说：“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”读书做事必须坚持永恒，就是诚朴耐劳的精神的表现。《庄子》<天下>说大禹治水，“沐甚雨，栉疾风”；《孟子》<尽心>说大禹“摩顶放踵”；这些都是耐劳刻苦的典型代表。
此外，中国许多民间故事都突显这个美德；比如愚公移山。愚公率领家人移山固然是愚笨不堪，但是，他却是诚实朴直，而且刻苦耐劳，不畏艰难，尽管后来是天神帮了他，但是，故事却告诉我们：自己必须先诚朴耐劳，才可能邀天相助。其他如精卫填海等，也都在阐扬这种价值观和美德。
第三、 中庸和平
中国人在尧舜的太古时代，就已经发现中庸和平是人际及国际关系相处的最佳良方。《尚书》<尧典>早就提出“协和万邦”的政治理念，认为邦国之间必须和睦相处；<尧典>又提出“神人以和”的概念，谓和睦是人类的真理。
“中和”这美德很快就成为儒家的专利；荀子在很多篇章内都提到这美德，<王制>说：“中和者，听之绳也。”杨倞说：“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，故能百事无过。中和，谓宽猛得中也。”认为为政必须走中庸路线，方能获得民心。<劝学>说：“乐之中和也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”认为音乐给人的那种中正和乐的感情，是天地间最美妙的意境了。《礼记》有<中庸>，后来朱熹特别挑出来作为四书之一，<中庸>就说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对“中和”推崇备至，是天地间的“达道”。怪不得后人朱熹在《语类》卷六十二说：“中庸只是一个道理，以其不偏不倚，故谓之中；以其不差异可常行，故谓之庸。”总而言之，“中庸和平”很早就成为儒家文化中的美德之一。
在这样的德行的熏陶之下，中国人养成随和、谦逊、温顺及不偏激的性格，成为中国人的特性之一。
第四、 重视血统
中国人很早就非常重视血统的绵延和巩固，并且形成中华文化的特色。
从夏朝开始，中国的帝系就以血统来建构，《史记》<夏本纪>对夏朝的帝王世系记载得非常精确和详细，可见在那个时候中华文化里已经有家谱、族谱的设置了。周朝立国以后，周公以礼乐治国，更加强调血统的意义和价值；周朝两度封建，完全以绵延及巩固血统为根据，就是一个明证。儒家把这股思想吸纳进来，并且体现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及平天下的结构上。自此之后，中华文化就深深地打上了血统的烙印，为其他文化所少有。
从重视自己血统衍生出来，便是重视自己的文化，进而绵延和巩固自己的文化。中国亡国好几次，最后都能复国，恐怕和这个特色有关系。
* * * *
上述几种儒家文化特质，不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所认同的价值观，而且也根深蒂固地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，成为他们处世待人的人生哲学，不管他是高级知识份子，或是凡夫走卒。
这些特质的流行和传播非常特别，是可以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的。所谓“不立文字”，是说它们的流传可以通过口耳相传，由母亲传给子女，由子女传给第三代，那怕国家灭亡了，它们依然可以代代递传下去；所谓“教外别传”，是说它们可以离开儒家，甚至离开中华文化，独特地在其他文化或其他国度里生存及传播下去；这就是儒家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了。
这些特质无所不在，也无时不在。在文学作品里，在哲学经典里，在民间戏棚里，在成语谚语里，在山歌民谣里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，都散发出这种价值观，你可以很容易地濡染上这些特质，成为这种特质的“带菌者”，因为它使你成功，使你做出贡献。这恐怕就是这股文化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了。
因此，当华人向海外移殖的时候，尽管早期移民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的劳工，或者文化水准不高的商人，尽管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赤手空拳连一本书本也没带过来，但是，他们可以凭藉者“不立文字”的方式，把儒家文化的特质带过来，开发这个地区，传播自己的文化，并且建立起文化传播站，“教外别传”，使儒家文化落地生根，就地开花结果。
上个世纪四、五十年代，东南亚各地民族主义抬头，有些地区的儒家文化遭受到挫折，甚至于黯然收盘。中华文化是不是真的收盘了？没有；它依然以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的方式，潜藏在社会的深处。“重视血统”的特质使他们维护及巩固自己家族及族群，包括族群的文化；“勤俭”及“诚朴耐劳”使他们事业成功、贡献地方；“中庸和平”使他们随遇而安，人际关系和谐。中华文化表面上被禁绝，被宣布为敏感文化，某些文化的连续性遭受破坏，但是，儒家文化是人性的本质，是人类的真理，它潜藏在人类心灵的深处，依然流传着，并不因为政治压力而断绝了。等到时过境迁，它们再生的生命力又冒出头来，重新发芽抽枝，为人类做出贡献。
今天，当满城风雨过后，一些地区的中华文化又开始发芽滋长，抽枝生叶，展现它高度的生命力。
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文化，是从广义方面来说的；换句话说，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文化，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。所谓中华文化，她包涵了儒、道、释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内的一股气势磅礴、容涵性特大的文化，而其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，并作为融合的主体。
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，儒家文化曾经数度退居第二线，由中华文化内的其他文化主导天下；在中国广袤的疆土上，许多区域自有文化特色，并不一定都以儒家文化为主流，中华文化的其他文化在这些区域内领有主导的地位和角色。从这两件事实来观察，即知中华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整合体制，无论从时间上或空间上来说，她都具有高度的弹韧性，更有强大的吸收和包容力。中国虽然灭亡了好几次，但是，弹韧性及包容能力接纳了任何外来文化，通过参与和整合，把这些外来文化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，使她们“宾至如归”。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即使中华文化中的其他要素的连续性，遭遇到严重的破坏，而呈现破碎的状态，只要这一庞大整合体制依然存在，中华文化就可以继续绵延及发展下去。揆诸历史，汤恩比这个说法完全正确。
为什么中华文化有此高度的弹韧性及强大的包容能力呢？这就不得不归功于儒家文化了。儒家文化自春秋时代的原始儒家文化发展到两汉的时候，已经是一股结合阴阳、老庄以及法等思想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，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。这股文化，有下列几个广为人们所认同的特质：
第一、 勤俭
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“勤俭”这个美德。
大禹治水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是个家传户晓的故事；《尚书》<大禹谟>说大禹“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。”可见早在洪荒的太古时代，中国人就已经知道用“勤俭”来处理生活及治理邦家。春秋早期齐国政治家晏婴，把“勤俭”作为治国的方针，使齐国富强；更加肯定了“勤俭”的价值。自此以后，“勤俭”就成为中华文化的传统，特别是儒家文化，更把“勤俭”视为修身养性的美德之一。诸葛亮<戒子书>说：“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儒家文化里，“节衣缩食”、“勤俭起家”、“勤能补拙”、“业精于勤”及“闻鸡起舞”，都是美谈。韩愈<进学解>说：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。”已经成为后世学子的座右铭了。
第二、 诚朴耐劳
中国几千年以来农业立国，农耕必须依赖土地，而土地却是最诚实可靠的依赖者。除了天灾之外，农耕者投下不多少分的力量就有多少分的收获，几乎是天地间的定律。中华文化很早就发现了这条定律，对土地要诚实，并且以此教育后代子孙。由于诚实不欺，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在农耕上，所以，中国人也很早就培养出耐劳的价值观和性格，并且以此教育后人。《荀子》<劝学>说：“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”读书做事必须坚持永恒，就是诚朴耐劳的精神的表现。《庄子》<天下>说大禹治水，“沐甚雨，栉疾风”；《孟子》<尽心>说大禹“摩顶放踵”；这些都是耐劳刻苦的典型代表。
此外，中国许多民间故事都突显这个美德；比如愚公移山。愚公率领家人移山固然是愚笨不堪，但是，他却是诚实朴直，而且刻苦耐劳，不畏艰难，尽管后来是天神帮了他，但是，故事却告诉我们：自己必须先诚朴耐劳，才可能邀天相助。其他如精卫填海等，也都在阐扬这种价值观和美德。
第三、 中庸和平
中国人在尧舜的太古时代，就已经发现中庸和平是人际及国际关系相处的最佳良方。《尚书》<尧典>早就提出“协和万邦”的政治理念，认为邦国之间必须和睦相处；<尧典>又提出“神人以和”的概念，谓和睦是人类的真理。
“中和”这美德很快就成为儒家的专利；荀子在很多篇章内都提到这美德，<王制>说：“中和者，听之绳也。”杨倞说：“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，故能百事无过。中和，谓宽猛得中也。”认为为政必须走中庸路线，方能获得民心。<劝学>说：“乐之中和也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”认为音乐给人的那种中正和乐的感情，是天地间最美妙的意境了。《礼记》有<中庸>，后来朱熹特别挑出来作为四书之一，<中庸>就说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对“中和”推崇备至，是天地间的“达道”。怪不得后人朱熹在《语类》卷六十二说：“中庸只是一个道理，以其不偏不倚，故谓之中；以其不差异可常行，故谓之庸。”总而言之，“中庸和平”很早就成为儒家文化中的美德之一。
在这样的德行的熏陶之下，中国人养成随和、谦逊、温顺及不偏激的性格，成为中国人的特性之一。
第四、 重视血统
中国人很早就非常重视血统的绵延和巩固，并且形成中华文化的特色。
从夏朝开始，中国的帝系就以血统来建构，《史记》<夏本纪>对夏朝的帝王世系记载得非常精确和详细，可见在那个时候中华文化里已经有家谱、族谱的设置了。周朝立国以后，周公以礼乐治国，更加强调血统的意义和价值；周朝两度封建，完全以绵延及巩固血统为根据，就是一个明证。儒家把这股思想吸纳进来，并且体现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及平天下的结构上。自此之后，中华文化就深深地打上了血统的烙印，为其他文化所少有。
从重视自己血统衍生出来，便是重视自己的文化，进而绵延和巩固自己的文化。中国亡国好几次，最后都能复国，恐怕和这个特色有关系。
* * * *
上述几种儒家文化特质，不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所认同的价值观，而且也根深蒂固地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，成为他们处世待人的人生哲学，不管他是高级知识份子，或是凡夫走卒。
这些特质的流行和传播非常特别，是可以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的。所谓“不立文字”，是说它们的流传可以通过口耳相传，由母亲传给子女，由子女传给第三代，那怕国家灭亡了，它们依然可以代代递传下去；所谓“教外别传”，是说它们可以离开儒家，甚至离开中华文化，独特地在其他文化或其他国度里生存及传播下去；这就是儒家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了。
这些特质无所不在，也无时不在。在文学作品里，在哲学经典里，在民间戏棚里，在成语谚语里，在山歌民谣里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，都散发出这种价值观，你可以很容易地濡染上这些特质，成为这种特质的“带菌者”，因为它使你成功，使你做出贡献。这恐怕就是这股文化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了。
因此，当华人向海外移殖的时候，尽管早期移民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的劳工，或者文化水准不高的商人，尽管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赤手空拳连一本书本也没带过来，但是，他们可以凭藉者“不立文字”的方式，把儒家文化的特质带过来，开发这个地区，传播自己的文化，并且建立起文化传播站，“教外别传”，使儒家文化落地生根，就地开花结果。
上个世纪四、五十年代，东南亚各地民族主义抬头，有些地区的儒家文化遭受到挫折，甚至于黯然收盘。中华文化是不是真的收盘了？没有；它依然以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的方式，潜藏在社会的深处。“重视血统”的特质使他们维护及巩固自己家族及族群，包括族群的文化；“勤俭”及“诚朴耐劳”使他们事业成功、贡献地方；“中庸和平”使他们随遇而安，人际关系和谐。中华文化表面上被禁绝，被宣布为敏感文化，某些文化的连续性遭受破坏，但是，儒家文化是人性的本质，是人类的真理，它潜藏在人类心灵的深处，依然流传着，并不因为政治压力而断绝了。等到时过境迁，它们再生的生命力又冒出头来，重新发芽抽枝，为人类做出贡献。
今天，当满城风雨过后，一些地区的中华文化又开始发芽滋长，抽枝生叶，展现它高度的生命力。
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主催第二届国际儒学研讨会论文 ，2005年12月3－6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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