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义兴到宽柔学村
郑良树
在新山建埠后的半个世纪，1913年新山就出现了“宽柔”这个名字。她以广肇会馆在楼上主办的私塾——育才学堂为基础，再配合上新山潮州人的计划和力量，终于在陈旭年街附近(Jalan Dohby)创设了一间华文学校，并且根据<中庸>，取了一个很有文化的校名——宽柔。
宽柔在首半个世纪已经是间名校了。当年在中国教育界里有“南洋四大名校”的美誉，一间在印尼的耶加达，一间在新加坡，就是养正；一间是吉隆坡的尊孔，而宽柔就是其中的一间。
宽柔发展到今天，有五间小学，根据2002年的统计，学生总数超过一万名。我们有宽柔中学，分校本部及分校两个校园，学生总计接近九千名。从1945年来，宽柔就有夜学，现在改为宽柔中学夜间部，成为宽柔中学的一部分。1975年宽柔成立专科班，1986年宽柔董事会申办“宽柔学院”，1990年政府批准学院的创设，不过，改名为“南方学院”。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经营和奋发，“宽柔”不再是一间学校的校名而已，而是五间华小、两间中学、一间夜校以及一所学院的总代名词；这个总代名词，可以称之为“宽柔学村”。除了宽柔有学村之外，新山还有全国最大型的华文小学——国光小学，也是华社创办的。
从前，陈嘉庚在集美及厦门曾经创办了一系列的学校，包括中学、师范、各种专科以及厦门大学，形成一个名闻文教界的“集美学村”，声誉远播，千古佳话。今天，像陈嘉庚如此“毁家兴学”的人实在很难再出现了，不过，我们新山却以整个新山几十万的华族向陈嘉庚学习，我们要使“集美学村”在新山出现，让历史再亮起灿烂的灯火。Johor Jaya华小要筹150万，宽柔中学古来分校第二期开始动工，要筹一千多万，南方学院要筹百万基金及五十万教育基金；这些，基本上都出自新山市井小民的口袋。
新山人为什么有这股力量？古庙精神，我认为是古庙精神。宽柔学村是新山所有华族的共同资产，不分帮派，不分言语，是全体新山人的“最爱”。宽柔五间华小由一个董事会负责管理；不管任何帮的人士担任，其他四个帮派都全力支持，这就是古庙精神，也是义兴精神。宽柔中学及中华公会的运作，也以此为模式。所谓“古庙精神”，就是五帮共和，全民团结，共同为华社奋发拼搏。它导源自“义兴公司”，是义兴公司的传统。新山能够建立起学村，义兴的传统和古庙的精神非常重要。
宽柔学村的例子非常特殊，新、马区不但罕有其例，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很难有这样的例子。作为新山的儿女，维持古庙精神及义兴传统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因为它是宽柔学村的基础。
2005.8.1
2008年2月13日星期三
从义兴到宽柔学村
林悦恒书法义展推介讲词
林悦恒书法义展推介讲词
郑良树
今天，是我们新山的一个好日子!我们有一位国际书法家到这里来访问，等一下并且会当众挥毫，为我们带来浓厚的文化、艺术气氛。
林先生是我的学长，几十年的老朋友了。他书法有成，饮誉於海峡两岸三地，并且也举行了多次展览。展览厅里挂满林先生的书法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
在楷书方面，他走的是颜鲁公的路子。颜鲁公的楷书，是大唐国富兵强的代表作，气宇昂轩，一股浩然正气充塞每个字，林先生的颜体楷书，正得其精神，读起来使人敬佩不已。
林先生的草书，走的是张旭、怀素的路子——狂草。张旭的字，好像万马奔腾，好像千军上战场，摧枯拉朽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一笔写到底，快，连绵不断，写完以后舒一口长气，真痛快！读的人一气贯下，也真痛快！有人用“狡兽暴骇”四个字形容，意思是说，狡黠的野兽突然被惊吓了，拔腿正想逃奔时的样子。诸位看看林先生的字，这四个字形容得真对。现时有一种运动和写狂草有点类似，羽毛球。
在座的打羽毛球的高手很多，新山创价学会据说就有七、八队，我们南院已经领教过其中一队。羽球在挥动拍子扣杀冲刺的时候，也要讲求快速和一鼓作气，从头到尾，扣压冲杀，气势如虹。打完一场之后，通身发汗，尤其是把对方打到under 5 时，真是痛快得很。在座的高手们一定同意我的说法，起码郑伟亮会同意。写狂草的痛快感觉，和羽球的感觉相同。张旭当年据说是观赏了公孙大娘舞剑，有所领悟，使他的狂草大为进步，可惜那个时候没有羽毛球这种运动，否则一定会给他一些启发。林先生不会打羽球，林先生的狂草是来自公孙大娘的舞剑，假如林先生会打羽球，或者能去观赏一下创价学会那班高手拼搏扣杀的球艺，肯定对狂草的书写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启发。
好多年前，我读过一个学术调查报告。日本未结婚少女写书法的，占未婚女性人口的百分之十，这是很庞大的一个数目字。为什么这么多未结婚少女写书法呢？经某学术机构调查后，发现大部分少女学书法的理由是：将来结婚后，可以藉书法在先生家里提高自己的身份！时下许多家庭，家里墙壁上挂的不是风景照，就是歌星照、明星照，什么刘德华、郑秀文等，对不起，我只知道两个人！再加上戴佩妮。为什么挂的不是林先生的书法呢！挂起林先生的书法，可以提高自己的家庭的文化身份呀！现在机会来了，诸位千万不要错过，并且可以为创价筹募文教基金，一举数得，何乐不为。
（创价学会为筹募文教基金，2005年9月11日至17日在新山创价分会举行林悦恒书法义展；此乃笔者当时的推介讲词）
打造文化，带领历史
打造文化，带领历史
郑良树
主席、诸位乡亲、诸位嘉宾、诸位校友：承蒙母校校友会的邀约，要我来这里做个演讲，浪费诸位宝贵的时间，我很不敢当。
我是新山人，在新山出世，也在新山长大，一直到高中毕业，才离开新山，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了。从1960年开始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地；十年在台湾，17年在吉隆坡，然后15年在香港。虽然如此，我对新山的感情却是与日俱增，忘不了那皇家山顶的市政府大厦，也忘不了那美丽幽雅的皇家花园，当然，更忘不了教育我的宽柔母校。这一次回新山居住，我才开始知道，从前只不过是个山村姑娘的新山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女强人了！从前的新山，一般上指纱玉街、直律街、亚福街这几条繁华街道；中学时我们搬家到Jalan Tebrau,今天德教会的对面，那时候，左邻右舍都说我们已经搬到“山顶”，非常遥远，回家就好像上吉隆坡似的！然而，今天的新山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，Jln Tebrau 简直是在市中心了！大马花园、世纪花园、大丰花园，到处车水马龙，热闹得不得了，新山到底在那里？那里是新山？那一个花园可以代表新山？那一个花园独领风骚？是新山的代表？是新山的火车头？打造新山的文化？带领新山的历史？
回来新山两、三个月了，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坎里翻来覆去。
新山不过是个城市而已，几十年的发展，就出现无数的卫星市，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四周，使人一时难以摸清它的市中心所在，更难以摸清它的文化中心，它的大脑究竟在那里？
那么，我们经常提到的“华社”呢？什么叫做“华社”（华人社会）？那里是华社？大马有华人占相当比例的城市，怡保、KL、槟城、古晋、马六甲、新山以及还没有独立以前的新加坡。那一个城市可以代表华社？那一个城市是华社的火车头？那一个城市在打造华社的文化？带领着华社的历史？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在不同的时代里，对于不同的文化教育的课题，这些城市群出现不同的主次身份。有时候，A这个城市带领这个华社建设某种文化，或捍卫华族某种文化；有时候，B这个城市带领全体华族打造一项华族历史，为华族后代树立榜样；没有一个城市是永远的火车头，没有一个城市是永远的代表；换句话说，打造华族文化、带领华族历史的任务，在良性的竞争之下，经常有轮替的现象。然而，其中有几个城市特别令人注意，那就是新加坡、槟城、吉隆坡、马六甲和新山。（我是新山人，所以，新山无论怎么样都要列入讨论）。
旧式的私教育我们不去谈，因为时代太远，而且还有争论性的地方。我们就从新式的教育谈起吧！本区第一间新式的华文小学是在槟城。公元1904年，槟城华社在张弼士的领导之下，创办了中华学校；那个时候，正是光绪皇帝三十年，距离清廷创设新式教育不过七年而已。往后，新式学校就如雨后春笋一样，在新、马两地遍地开花。客家人于1905年在新加坡创办了崇正小学；隔年，1906年，新加坡客家人又再创办应新小学，潮州人创办端蒙小学，吉隆坡华社也不甘落人之后，创办了尊孔小学。总而言之，在创办新式教育这方面，槟城华社功劳第一，它带领华社前进，为华社榜样，所以，其他地区的华社纷纷跟进，使本区华族进入创建文化的阶段。槟城华社，为马来亚华社打造自己文化掀开了第一占章。
1920年，殖民地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法令；这个法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其实并没有甚至特别。根据政府公布的理由是：第一、学校只能作为教学的用途；第二、校内教师须受充分的师资训练；第三、教学不能违反殖民地政府的利益。诸位也许不知道，早期华校不但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角力斗争的场所，而且也是国民党党员的避难所，所以，学校沦为政治舞台，上课变成政治宣传。殖民地政府颁布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是有他的客观因素和充足的理由的。然而，当时华社觉得很受委屈，因为学校是我们自己出钱出力办的，我们爱怎么教就怎么教，跟你们殖民地政府有什么关系？何况教的是华族自己的子弟，准备做良好的中国公民，教一些政治课程不也是应该和合理的吗？为什么教师、董事及学校都要注册呢？这不是存心要限制我们华教吗？有意压制我们的发展吗？
在这样的思维下，华社觉得很不公平，受尽欺凌，于是酿成一股中华文化保卫战。最先举起大旗，号召华族群起反对的，又是槟城的华社。在钟乐臣的领导之下，一个专门为反对法令而设的“槟榔屿华侨学校联合会”，立刻组织起来。经过多次集会之后，他们完成了一份请愿书，提呈给殖民地政府。槟城华社在反对注册法令中虽然第一个发言，为华社吐心声，然而，他们却没有领导其他地区的华社，推动历史，使它成为一场文化保卫战。
以后来居上的姿态，领导全马华社向殖民地政府抗议，发动全马社团签名盖章运动，演变成为一场轰动一时的中华文化保卫战的，是新加坡华社。当时，新加坡有一个团体叫“南洋英属教育总会”，情形有一点像今天的教总、董总一样，会长是南洋女子学校的董事长庄希泉；就在庄希泉和南洋女校校长余佩皋的合作和发动之下，他们成功的组织了“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”，凝聚了全新加坡的文教界的力量，向殖民地政府抗议和施加压力，为了扩大影响力，槟城、马六甲、吉隆坡、麻坡、霹雳、彭亨及昔加末等地的华社，也都先后派代表出席会议，并参与各种工作；他们发文告、印传单、制造舆论、拟订请愿书，然后呼吁全马华社签名盖章，准备提呈全马华社请愿书。这个时候，很明显的，所谓华社，保卫文化、带领历史的华社，是在新加坡，庄希泉、余佩皋以及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就是全马华社的代表。他们从槟城接过棒子，成为华社的代言人。就在抗议行动推向高潮的时刻，英国殖民地政府下令逮捕庄希泉和另一名领袖陈寿民，并且阻止新加坡所有印刷公司为他们印制传单、宣传品。几个月后，他们被驱回中国，永远不可以再回来。
这是战前的一次华教运动，庄希泉是战前的林连玉，他为华教作出很大的牺牲，他和他的一般朋友及团体从槟城那里接过手，成为全马华社的火车头。新加坡后来居上，有取代槟城之形势。
接下来，我们谈华文中学的问题。
华文小学程度太低，对于传播中华文化以及打造我们自己的华族文化，毕竟是力不从心。因此，创办中学是时代的趋势，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。领导华社创办中学的，是新加坡的华社，领导人物是毁家兴学的陈嘉庚。陈嘉庚以及福建会馆经过两、三年的酝酿和筹备，至于在1918年宣布成立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。第一届招收新生（正取生）四十人。消息传开来以后，槟城立刻跟进，半年后，也就是1919年3月，在槟城侨领戴欣然的支持下，槟城也创立了一间华侨中学，第一批学生41名，比新加坡华中的正取生多了一名。我么可以看得出，新加坡和槟城在打造文化、带领历史的工作上，不相伯仲，旗鼓相当。可惜槟城的华侨中学第二年因为戴欣然的逝世而支持不下，槟城有中学要等到4年后，也就是1923年钟灵中学的创办了。
在新加坡及槟城的率领之下，全马兴起了创办华文中学的热潮，1924年麻坡中化、新加坡端蒙和吉隆坡尊孔，1925年吉隆坡坤成等等；这些，对打造本区的中华文化来说，都有莫大的贡献。
有了中学，接着下来便是大学。有了华文大学，对本区中华文化的维持和发展，将起关键性的作用。谁带头发动创办大学，肯定的谁就是本区华族文化的大火车头，成为华族学术和文化的领袖。这份荣耀又落在新加坡华社的身上，特别是陈六使的福建会馆的领导层。经过一、三年的酝酿，为本区华社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的时机终于成熟，1953年正月在福建会馆的会议上，主席陈六使正式发出创办华文大学的呼声，一时之间，万山响应，地不分南北，人部分老少，在新加坡华社的带领之下，全体华人总动员，为创设华文大学而分头出钱出力。然而，这所大学应该设置在那里？在新加坡吗？固然多数人的意见是如此；但是，也有人建议应该设立在槟城，在“风光明媚，民俗敦厚，著述讲学的胜地”的槟城。这个建议显示槟城作为华族文化的传统领导地位，依然值得尊重和重视。
在1957年国家独立之前，我们一路来看到的，领导华社的是新加坡和槟城这两个城市。槟城开发得很早，文教鼎盛，民风淳朴，可以说是海外中华文化的示范区，根基扎实。创办于1910年的光华日报，不但是很早的革命党党报，今天依然一纸风行。这个例子，就可以看出槟城文化根基的雄厚了。当年，保皇党康有为南来本区，在新加坡只住了半年，在槟城却住上两年又三个月。孙中山先生南来寻求革命资源时，在新加坡四处碰壁，在槟城却得到全力的支持；辛亥革命会成功，槟城华社的功劳非常大。从这些事迹来看，在新加坡还没冒起之前，槟城是华社的大火车头，打造中华文化，带领华族历史，功劳特大。
我们如此夸奖槟城，并不是溢美之词，更不是捧槟城的大腿。这里再举两件史事来讨论。
1951年6月英国殖民地政府发表巴恩报告书，来势汹汹，想把华文教育转变为国民教育。为着反对这份报告书，全马华教人士团结起来，在吉隆坡福建会馆展开会议；在会议上，只不过两个议案：反对巴恩报告书，并且组织了马来亚华校教师公会总会，也就是今天的教总。然而，第一届教总主席不在吉隆坡（林连玉），也不在马六甲（沈慕羽），而是在槟城（陈充恩）。槟城华社声威夺人，气势如虹，吉隆坡及其他地区无法和它较量，这里又得一证明了、后来陈充恩遇难而死，由槟城黎博文接任，再下来是怡保的蔡任平，然后是吉隆坡的丁品松，他们分别只担任一年，然后才落到吉隆坡的林连玉先生的手中。吉隆坡华社排第三，那个时候还没完全冒出头。
1957年马来亚独立，那一年通过了1957年教育法令，鼓励华文中学改制。这个时候，新加坡已经在马来亚之外，所以，没有她挡当的角色了。什么叫做华文中学改制？简单地说一句，就是数理化采用英文课本，英语教学，只保留一科华文；当年钟灵就采用这种模式，而赢得殖民地政府的激赏，只要接受改制，政府将全面拨款资助。这样的教育方针，无疑的，等于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打造中华文化，中华文化在教育圈内将退居第二阵线，所以华教界立刻分成两派，传统华教人士极力反对，槟城华教界，至少钟灵董教界，则全面支持。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知道，最先接受改制的是槟城华社，接下来，在六十年代的上半叶，霹雳华社也纷纷接受改制，不过四、五年的时间，霹雳的华文中学几乎全面更换招牌。这一次华社的领导权又抢先落在槟城的手里了；当然，在打造华族文化所出现的负面效果，就不是槟城和霹雳的华社所考虑的了。
马来亚独立以后，吉隆坡作为一国之都，无论政治、经济及文化等等，都集中在吉隆坡，因此，吉隆坡占了天时、地利的优势，开始冒出头成为全国华社的大火车头，为打造华族文化而努力。自从教总的主席由吉隆坡教师公会的主席林连玉先生接手后，林先生以他过人的才华、无比的经历和无畏的勇气，不出几年的时间，吉隆坡华社立刻成为全国华社的大火车头。接下来是沈慕羽先生，他是马六甲人，却“越俎代庖”地当起设址在吉隆坡的教总的主席；此外，再配合上董总的林晃昇先生，无疑的，在捍卫中华文化，打造华族文化这方面，吉隆坡华社是后来居上，远远地跑在其他各地区的华社了。
说了这么一大堆槟城、新加坡和吉隆坡的华社的事，似乎有“长他人之气，灭自己微风”之势；在座的诸位也许会问，我们新山呢？我们新山的华社要摆到那里去？是的，我们新山的华社要如何定位？
在马来亚独立以前，新山基本上是一个小市镇，她是依附新加坡而生长的。我念中学的时候，新山只有一间书店，不，只有四分之一间，就在直律街，我还记得，它的招牌叫“现代”，隔壁就是金店。大部分是连环图书，只有极少部分是卖书的。我们大部分都到新加坡买书，二马路的友联、青年、上海、商务，真是我们新山人的买书天堂。此外，我们也到新加坡观赏话剧表演、歌舞剧等等；甚至不少人跑到新加坡念书，总而言之，新山是新加坡的附属员，新加坡是店铺，新山是后院，后院当然不需要大脑。
新山华社用大脑思考问题，应该开始于1957年。那一年12月19日，新山宽柔中学董事会召开一个对华社起关键性的会议，会后宣布，宽柔中学自即日起成为全马第一间华文独立中学，明年正月起拒绝政府任何津贴，学校所有开支全由董事部负责。接着，芙蓉中华中学也宣布为独立中学。这是新山华社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决定，正因为新山华社动用了大脑，在华教面临危机万状的时刻，在50几间中学倒向改制的时候，独排众议，开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生路，才保住了全马16间华文中学。诸位，在这16间华文中学里，柔佛州就占了六间。要不是宽柔力挽狂澜，柔佛州恐怕保不住六间独中，而成为独中的大本营；要不是宽柔领先坚持留在华社的阵营里，霹雳州全面到的骨牌效应肯定摇撼到柔佛州来。要不是新山华社的只手顶天，为华教保持住四分之一的江山，七十年代霹雳州也无法发动独中复兴运动。因此，新山华社这一次的行动，无疑的，是走在全马华社的前头，为全马华社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，对打造现在的中华文化有相当的功劳。
新山华社第二次启动大脑，应该是二十几年前，马来文专科班的创办，以致于到后来南方学院的成功申办。自从1963年新马分家，大马华社失掉了一间华文大学之后，在打造中华文化的工程上，大马华社无疑吃了大亏。董教总六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发动创办另一间华文大学（独大），因为时局的关系，一直无法成功。新山华社以另一种姿态，经过多年苦苦沈毅的经营，反而在九十年代获得政府的准证，成立大马第一间民办学院，圆了华文教育的一个梦。接着受批准的民办学院有新纪元及韩江国际。
宽柔中学有近七千名学生，是全马最大的独立中学；宽柔有五间华小，学生数千名，规模不落人后；新山又有首间民办的南方学院；以这么样雄厚的文化资产，新山华社在打造华族文化方面是有所作为的，也应该有所作为的。好多年前，我来南院作客的时候，很多人告诉我，新山中华公会是五帮团结的地方；柔佛古庙是五帮团结的象征；他们还说：古庙精神使到新山华社产生很强的凝聚力。我听过之后，感到非常高兴，而且也觉得非常光荣，所以，在我写的历史小说《柔佛的新曙光》，也把古庙精神写进去，希望传给下一代。前两年，我又回来南院作客，担任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的总策划；一些朋友告诉我，新山华社开始闹分裂了，甚至要上法院闹分家！我听了感到很伤心，很难过。心里在想，难道我们的古庙被人切掉一大半，风水不好了吗？为什么不出几年的光景，华社就闹分裂呢？这一次我回来，不但没有人跟我谈起古庙精神，而且报纸新闻多多，看得使人眼花缭乱。
诸位乡亲，我们新山华社，在打造文化的伟大工程上，好不容易才挤进排行榜，带领历史前进，这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才有的成绩，绝不是一天一夜随手可得的。我们已经积累了这么雄厚的文化资产，如果我们能继续团结一致，无论乡团也好，校友会也好，商会也好，那么，我们就能够发挥这笔文化资产的力量，在打造大马中华文化方面作出贡献，使新山和吉隆坡、槟城鼎足而三；槟城在北马，吉隆坡在中马，我们新山在南马，各占有一席之地位。
除了团结、精诚合作之外，我们更要有前瞻性的视野和领导。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纪了，乡团、会馆、校友会、商会过去那样的视野已不足以应付这个崭新的时代。文教团体，比如校友会、同学会、教师公会，这些饱受教育的文教团体，自己应该先走出旧框框，除了服务自己的会员之外，更应该对本区及大马华族文化多作一些承担的工作，领导其他乡团、会馆，共同献身于打造文化的伟大工程。至于财力雄厚的商会、公会，更应该一起合作，带领华社的历史前进。我们已经跻身排行榜，更应该继续上路。
我们华社有很多很多的团体；如果我们闹分裂，那么，团体越多，分裂就越厉害越零碎；如果我们团结，那么，团结越多，力量就越大。这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，就看你要翻出那一面而已。今天，我们有这一大笔文化资产，这笔资产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什么贡献，就看我们如何利用，就看我们要翻出那一面。
历史老人是客观的，历史老人也是无情的。如果我们不团结，我们的文化资料将被泡汤，我们将被除名，几代人的心血，将付之东流，其他城市将取代我们，成为明日的新星。
（ 新山宽柔校友会庆祝宽柔九十周年演讲稿230803 新山）
主席、诸位乡亲、诸位嘉宾、诸位校友：承蒙母校校友会的邀约，要我来这里做个演讲，浪费诸位宝贵的时间，我很不敢当。
我是新山人，在新山出世，也在新山长大，一直到高中毕业，才离开新山，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了。从1960年开始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地；十年在台湾，17年在吉隆坡，然后15年在香港。虽然如此，我对新山的感情却是与日俱增，忘不了那皇家山顶的市政府大厦，也忘不了那美丽幽雅的皇家花园，当然，更忘不了教育我的宽柔母校。这一次回新山居住，我才开始知道，从前只不过是个山村姑娘的新山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女强人了！从前的新山，一般上指纱玉街、直律街、亚福街这几条繁华街道；中学时我们搬家到Jalan Tebrau,今天德教会的对面，那时候，左邻右舍都说我们已经搬到“山顶”，非常遥远，回家就好像上吉隆坡似的！然而，今天的新山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，Jln Tebrau 简直是在市中心了！大马花园、世纪花园、大丰花园，到处车水马龙，热闹得不得了，新山到底在那里？那里是新山？那一个花园可以代表新山？那一个花园独领风骚？是新山的代表？是新山的火车头？打造新山的文化？带领新山的历史？
回来新山两、三个月了，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坎里翻来覆去。
新山不过是个城市而已，几十年的发展，就出现无数的卫星市，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四周，使人一时难以摸清它的市中心所在，更难以摸清它的文化中心，它的大脑究竟在那里？
那么，我们经常提到的“华社”呢？什么叫做“华社”（华人社会）？那里是华社？大马有华人占相当比例的城市，怡保、KL、槟城、古晋、马六甲、新山以及还没有独立以前的新加坡。那一个城市可以代表华社？那一个城市是华社的火车头？那一个城市在打造华社的文化？带领着华社的历史？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在不同的时代里，对于不同的文化教育的课题，这些城市群出现不同的主次身份。有时候，A这个城市带领这个华社建设某种文化，或捍卫华族某种文化；有时候，B这个城市带领全体华族打造一项华族历史，为华族后代树立榜样；没有一个城市是永远的火车头，没有一个城市是永远的代表；换句话说，打造华族文化、带领华族历史的任务，在良性的竞争之下，经常有轮替的现象。然而，其中有几个城市特别令人注意，那就是新加坡、槟城、吉隆坡、马六甲和新山。（我是新山人，所以，新山无论怎么样都要列入讨论）。
旧式的私教育我们不去谈，因为时代太远，而且还有争论性的地方。我们就从新式的教育谈起吧！本区第一间新式的华文小学是在槟城。公元1904年，槟城华社在张弼士的领导之下，创办了中华学校；那个时候，正是光绪皇帝三十年，距离清廷创设新式教育不过七年而已。往后，新式学校就如雨后春笋一样，在新、马两地遍地开花。客家人于1905年在新加坡创办了崇正小学；隔年，1906年，新加坡客家人又再创办应新小学，潮州人创办端蒙小学，吉隆坡华社也不甘落人之后，创办了尊孔小学。总而言之，在创办新式教育这方面，槟城华社功劳第一，它带领华社前进，为华社榜样，所以，其他地区的华社纷纷跟进，使本区华族进入创建文化的阶段。槟城华社，为马来亚华社打造自己文化掀开了第一占章。
1920年，殖民地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法令；这个法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其实并没有甚至特别。根据政府公布的理由是：第一、学校只能作为教学的用途；第二、校内教师须受充分的师资训练；第三、教学不能违反殖民地政府的利益。诸位也许不知道，早期华校不但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角力斗争的场所，而且也是国民党党员的避难所，所以，学校沦为政治舞台，上课变成政治宣传。殖民地政府颁布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是有他的客观因素和充足的理由的。然而，当时华社觉得很受委屈，因为学校是我们自己出钱出力办的，我们爱怎么教就怎么教，跟你们殖民地政府有什么关系？何况教的是华族自己的子弟，准备做良好的中国公民，教一些政治课程不也是应该和合理的吗？为什么教师、董事及学校都要注册呢？这不是存心要限制我们华教吗？有意压制我们的发展吗？
在这样的思维下，华社觉得很不公平，受尽欺凌，于是酿成一股中华文化保卫战。最先举起大旗，号召华族群起反对的，又是槟城的华社。在钟乐臣的领导之下，一个专门为反对法令而设的“槟榔屿华侨学校联合会”，立刻组织起来。经过多次集会之后，他们完成了一份请愿书，提呈给殖民地政府。槟城华社在反对注册法令中虽然第一个发言，为华社吐心声，然而，他们却没有领导其他地区的华社，推动历史，使它成为一场文化保卫战。
以后来居上的姿态，领导全马华社向殖民地政府抗议，发动全马社团签名盖章运动，演变成为一场轰动一时的中华文化保卫战的，是新加坡华社。当时，新加坡有一个团体叫“南洋英属教育总会”，情形有一点像今天的教总、董总一样，会长是南洋女子学校的董事长庄希泉；就在庄希泉和南洋女校校长余佩皋的合作和发动之下，他们成功的组织了“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”，凝聚了全新加坡的文教界的力量，向殖民地政府抗议和施加压力，为了扩大影响力，槟城、马六甲、吉隆坡、麻坡、霹雳、彭亨及昔加末等地的华社，也都先后派代表出席会议，并参与各种工作；他们发文告、印传单、制造舆论、拟订请愿书，然后呼吁全马华社签名盖章，准备提呈全马华社请愿书。这个时候，很明显的，所谓华社，保卫文化、带领历史的华社，是在新加坡，庄希泉、余佩皋以及英属华侨学务维持处就是全马华社的代表。他们从槟城接过棒子，成为华社的代言人。就在抗议行动推向高潮的时刻，英国殖民地政府下令逮捕庄希泉和另一名领袖陈寿民，并且阻止新加坡所有印刷公司为他们印制传单、宣传品。几个月后，他们被驱回中国，永远不可以再回来。
这是战前的一次华教运动，庄希泉是战前的林连玉，他为华教作出很大的牺牲，他和他的一般朋友及团体从槟城那里接过手，成为全马华社的火车头。新加坡后来居上，有取代槟城之形势。
接下来，我们谈华文中学的问题。
华文小学程度太低，对于传播中华文化以及打造我们自己的华族文化，毕竟是力不从心。因此，创办中学是时代的趋势，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。领导华社创办中学的，是新加坡的华社，领导人物是毁家兴学的陈嘉庚。陈嘉庚以及福建会馆经过两、三年的酝酿和筹备，至于在1918年宣布成立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。第一届招收新生（正取生）四十人。消息传开来以后，槟城立刻跟进，半年后，也就是1919年3月，在槟城侨领戴欣然的支持下，槟城也创立了一间华侨中学，第一批学生41名，比新加坡华中的正取生多了一名。我么可以看得出，新加坡和槟城在打造文化、带领历史的工作上，不相伯仲，旗鼓相当。可惜槟城的华侨中学第二年因为戴欣然的逝世而支持不下，槟城有中学要等到4年后，也就是1923年钟灵中学的创办了。
在新加坡及槟城的率领之下，全马兴起了创办华文中学的热潮，1924年麻坡中化、新加坡端蒙和吉隆坡尊孔，1925年吉隆坡坤成等等；这些，对打造本区的中华文化来说，都有莫大的贡献。
有了中学，接着下来便是大学。有了华文大学，对本区中华文化的维持和发展，将起关键性的作用。谁带头发动创办大学，肯定的谁就是本区华族文化的大火车头，成为华族学术和文化的领袖。这份荣耀又落在新加坡华社的身上，特别是陈六使的福建会馆的领导层。经过一、三年的酝酿，为本区华社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的时机终于成熟，1953年正月在福建会馆的会议上，主席陈六使正式发出创办华文大学的呼声，一时之间，万山响应，地不分南北，人部分老少，在新加坡华社的带领之下，全体华人总动员，为创设华文大学而分头出钱出力。然而，这所大学应该设置在那里？在新加坡吗？固然多数人的意见是如此；但是，也有人建议应该设立在槟城，在“风光明媚，民俗敦厚，著述讲学的胜地”的槟城。这个建议显示槟城作为华族文化的传统领导地位，依然值得尊重和重视。
在1957年国家独立之前，我们一路来看到的，领导华社的是新加坡和槟城这两个城市。槟城开发得很早，文教鼎盛，民风淳朴，可以说是海外中华文化的示范区，根基扎实。创办于1910年的光华日报，不但是很早的革命党党报，今天依然一纸风行。这个例子，就可以看出槟城文化根基的雄厚了。当年，保皇党康有为南来本区，在新加坡只住了半年，在槟城却住上两年又三个月。孙中山先生南来寻求革命资源时，在新加坡四处碰壁，在槟城却得到全力的支持；辛亥革命会成功，槟城华社的功劳非常大。从这些事迹来看，在新加坡还没冒起之前，槟城是华社的大火车头，打造中华文化，带领华族历史，功劳特大。
我们如此夸奖槟城，并不是溢美之词，更不是捧槟城的大腿。这里再举两件史事来讨论。
1951年6月英国殖民地政府发表巴恩报告书，来势汹汹，想把华文教育转变为国民教育。为着反对这份报告书，全马华教人士团结起来，在吉隆坡福建会馆展开会议；在会议上，只不过两个议案：反对巴恩报告书，并且组织了马来亚华校教师公会总会，也就是今天的教总。然而，第一届教总主席不在吉隆坡（林连玉），也不在马六甲（沈慕羽），而是在槟城（陈充恩）。槟城华社声威夺人，气势如虹，吉隆坡及其他地区无法和它较量，这里又得一证明了、后来陈充恩遇难而死，由槟城黎博文接任，再下来是怡保的蔡任平，然后是吉隆坡的丁品松，他们分别只担任一年，然后才落到吉隆坡的林连玉先生的手中。吉隆坡华社排第三，那个时候还没完全冒出头。
1957年马来亚独立，那一年通过了1957年教育法令，鼓励华文中学改制。这个时候，新加坡已经在马来亚之外，所以，没有她挡当的角色了。什么叫做华文中学改制？简单地说一句，就是数理化采用英文课本，英语教学，只保留一科华文；当年钟灵就采用这种模式，而赢得殖民地政府的激赏，只要接受改制，政府将全面拨款资助。这样的教育方针，无疑的，等于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打造中华文化，中华文化在教育圈内将退居第二阵线，所以华教界立刻分成两派，传统华教人士极力反对，槟城华教界，至少钟灵董教界，则全面支持。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知道，最先接受改制的是槟城华社，接下来，在六十年代的上半叶，霹雳华社也纷纷接受改制，不过四、五年的时间，霹雳的华文中学几乎全面更换招牌。这一次华社的领导权又抢先落在槟城的手里了；当然，在打造华族文化所出现的负面效果，就不是槟城和霹雳的华社所考虑的了。
马来亚独立以后，吉隆坡作为一国之都，无论政治、经济及文化等等，都集中在吉隆坡，因此，吉隆坡占了天时、地利的优势，开始冒出头成为全国华社的大火车头，为打造华族文化而努力。自从教总的主席由吉隆坡教师公会的主席林连玉先生接手后，林先生以他过人的才华、无比的经历和无畏的勇气，不出几年的时间，吉隆坡华社立刻成为全国华社的大火车头。接下来是沈慕羽先生，他是马六甲人，却“越俎代庖”地当起设址在吉隆坡的教总的主席；此外，再配合上董总的林晃昇先生，无疑的，在捍卫中华文化，打造华族文化这方面，吉隆坡华社是后来居上，远远地跑在其他各地区的华社了。
说了这么一大堆槟城、新加坡和吉隆坡的华社的事，似乎有“长他人之气，灭自己微风”之势；在座的诸位也许会问，我们新山呢？我们新山的华社要摆到那里去？是的，我们新山的华社要如何定位？
在马来亚独立以前，新山基本上是一个小市镇，她是依附新加坡而生长的。我念中学的时候，新山只有一间书店，不，只有四分之一间，就在直律街，我还记得，它的招牌叫“现代”，隔壁就是金店。大部分是连环图书，只有极少部分是卖书的。我们大部分都到新加坡买书，二马路的友联、青年、上海、商务，真是我们新山人的买书天堂。此外，我们也到新加坡观赏话剧表演、歌舞剧等等；甚至不少人跑到新加坡念书，总而言之，新山是新加坡的附属员，新加坡是店铺，新山是后院，后院当然不需要大脑。
新山华社用大脑思考问题，应该开始于1957年。那一年12月19日，新山宽柔中学董事会召开一个对华社起关键性的会议，会后宣布，宽柔中学自即日起成为全马第一间华文独立中学，明年正月起拒绝政府任何津贴，学校所有开支全由董事部负责。接着，芙蓉中华中学也宣布为独立中学。这是新山华社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决定，正因为新山华社动用了大脑，在华教面临危机万状的时刻，在50几间中学倒向改制的时候，独排众议，开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生路，才保住了全马16间华文中学。诸位，在这16间华文中学里，柔佛州就占了六间。要不是宽柔力挽狂澜，柔佛州恐怕保不住六间独中，而成为独中的大本营；要不是宽柔领先坚持留在华社的阵营里，霹雳州全面到的骨牌效应肯定摇撼到柔佛州来。要不是新山华社的只手顶天，为华教保持住四分之一的江山，七十年代霹雳州也无法发动独中复兴运动。因此，新山华社这一次的行动，无疑的，是走在全马华社的前头，为全马华社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，对打造现在的中华文化有相当的功劳。
新山华社第二次启动大脑，应该是二十几年前，马来文专科班的创办，以致于到后来南方学院的成功申办。自从1963年新马分家，大马华社失掉了一间华文大学之后，在打造中华文化的工程上，大马华社无疑吃了大亏。董教总六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发动创办另一间华文大学（独大），因为时局的关系，一直无法成功。新山华社以另一种姿态，经过多年苦苦沈毅的经营，反而在九十年代获得政府的准证，成立大马第一间民办学院，圆了华文教育的一个梦。接着受批准的民办学院有新纪元及韩江国际。
宽柔中学有近七千名学生，是全马最大的独立中学；宽柔有五间华小，学生数千名，规模不落人后；新山又有首间民办的南方学院；以这么样雄厚的文化资产，新山华社在打造华族文化方面是有所作为的，也应该有所作为的。好多年前，我来南院作客的时候，很多人告诉我，新山中华公会是五帮团结的地方；柔佛古庙是五帮团结的象征；他们还说：古庙精神使到新山华社产生很强的凝聚力。我听过之后，感到非常高兴，而且也觉得非常光荣，所以，在我写的历史小说《柔佛的新曙光》，也把古庙精神写进去，希望传给下一代。前两年，我又回来南院作客，担任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的总策划；一些朋友告诉我，新山华社开始闹分裂了，甚至要上法院闹分家！我听了感到很伤心，很难过。心里在想，难道我们的古庙被人切掉一大半，风水不好了吗？为什么不出几年的光景，华社就闹分裂呢？这一次我回来，不但没有人跟我谈起古庙精神，而且报纸新闻多多，看得使人眼花缭乱。
诸位乡亲，我们新山华社，在打造文化的伟大工程上，好不容易才挤进排行榜，带领历史前进，这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才有的成绩，绝不是一天一夜随手可得的。我们已经积累了这么雄厚的文化资产，如果我们能继续团结一致，无论乡团也好，校友会也好，商会也好，那么，我们就能够发挥这笔文化资产的力量，在打造大马中华文化方面作出贡献，使新山和吉隆坡、槟城鼎足而三；槟城在北马，吉隆坡在中马，我们新山在南马，各占有一席之地位。
除了团结、精诚合作之外，我们更要有前瞻性的视野和领导。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纪了，乡团、会馆、校友会、商会过去那样的视野已不足以应付这个崭新的时代。文教团体，比如校友会、同学会、教师公会，这些饱受教育的文教团体，自己应该先走出旧框框，除了服务自己的会员之外，更应该对本区及大马华族文化多作一些承担的工作，领导其他乡团、会馆，共同献身于打造文化的伟大工程。至于财力雄厚的商会、公会，更应该一起合作，带领华社的历史前进。我们已经跻身排行榜，更应该继续上路。
我们华社有很多很多的团体；如果我们闹分裂，那么，团体越多，分裂就越厉害越零碎；如果我们团结，那么，团结越多，力量就越大。这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，就看你要翻出那一面而已。今天，我们有这一大笔文化资产，这笔资产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什么贡献，就看我们如何利用，就看我们要翻出那一面。
历史老人是客观的，历史老人也是无情的。如果我们不团结，我们的文化资料将被泡汤，我们将被除名，几代人的心血，将付之东流，其他城市将取代我们，成为明日的新星。
（ 新山宽柔校友会庆祝宽柔九十周年演讲稿230803 新山）
中文系和中华文化
中文系和中华文化
——出席首届经学会议后感言
——出席首届经学会议后感言
郑良树
2005年10月29及30日，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催“首届经学国际会议”，与会者包括了海峡两岸四地（大陆、台湾、香港及澳门）、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学者。笔者躬逢其盛，出席了这个国际会议，并受邀成为三名大会学术报告人之一，甚感殊荣。
事后，感触颇多。
第一、原地起步
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国势一蹶不振，知识份子痛定思痛，对传统文化不但作出过分苛责的批判和指斥，甚至对自己的文化有弃之而后快的倾向。在这个潮流之下，首当其冲的是文化主流的儒家及其经典著作惨遭排斥和灭绝，五四运动时有人主张“把经书丢进毛坑里”，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“批孔斗林”，就是这个潮流的两个高峰。在恶劣环境之下搏斗，人性往往被扭曲；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，过去数度缔造辉煌，在西方坚兵利炮强行交流之下，眼看全盘皆输，内心如何不会感到颓丧和自卑？内心如何会平衡？发脾气责斥自己的老祖宗，耍性子抛弃自己的家园家产，应该是可以理解的。
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优秀的民族，中华文化毕竟是一股饱含潜力的文化，经过百年的折腾，中国终于走出了谷底，无论政治、经济及文化等，不断地取得可观的进展，逐步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和国势。2002年，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孔子学院，成为全国最先恢复传统文化的急先锋，具有示范性的作用，也具历史意义，令人钦佩；流风所及，其他各大专院校也纷纷开设相似的单位，民间更是风起云涌地响应这般潮流。中华民族“痛定思痛”后，开始反省，也开始恢复自尊心了。
“读经”及“背经”这般潮流已经出现了很多年了；它最先出现在曾经有过复兴中华文化运动的台湾，然后向海外及大陆吹刮，儿童读经班及儿童学前背经班正如火如荼地在各地流行着；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里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。就在万事具备，只欠东风之下，“经学会议”终于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性的会议；而且也达成协议，第二届将在湖南岳麓书院举行，第三届将在新加坡。这是近百年来的盛事，中华民族正常心态，恢复民族自尊的具体表现。
在西方坚兵利炮强行闯关、在中国毫无准备的强行交流下，中国支付了腰斩传统文化百年的代价，今天，又从原地起步、出发。回想起来，真令人吁嘘。
第二、 失落现象
失落了一百年，社会自然出现许多脱序的现象；这次会议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，事情本身就显示一种脱序的现象。
人们不禁要问：经学研讨会为什么不是由清华大学的中文系来主办？一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一样。而是由“名不正”的历史系主办呢？传统文化里固然文史哲不分，但是，清华大学有中文系，而且也复办了二十年，势力雄厚，为什么不是由中文系出面主办，而必须由历史系“越俎代庖”呢？如果新加坡国立大学是由历史系来主办的话，海外华人必当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；为什么大陆内地的人对这种现象没有怀疑呢？海内外人士为什么在认知上有如此的差距呢？
所谓中文系，按照传统的观念，应该包含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学问，也就是国学系了，然而打从开始以至于后来不断地发展，实际上并不如此。北京大学在二十年代将中文系分为“语言文字”、“文学”与“整理国故”，就没有把四部的学问都包括进去；六十年代以后，他们又形成“文学”、“汉语”及“文献”三个专业鼎立的格局，基本上依然一仍旧贯。再以复旦为例，五十年代末期分设“语言”及“文学”两个专业，其后又增设“文学评论”及“文学创作”两个专业，八十年代末期新闻系的书刊编辑专业并入中文系，中文系于是越来越像现代文学及新闻系的合身，四部的学问当然无法尽包了。至于南京大学，根据1998年的资料，中文系有下列的专业：文艺学、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当代文学、戏剧学、世界文学、语言学、汉语及文秘等八个专业；经、史及子部的学问无缘。举此三例，即知中国大陆的中文系颇有不同的发展。
有的大学除中文系之外，尚设有“古籍研究所”，以补中文系的不足；可见中文系课程并不完整了。
在这方面，台湾似乎保存比较多的传统。试读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的课程：
大一：国学导读、文学概论、语言学概论；
大二：文字学、历代文选及习作、历代诗选及习作、中国文学史、四书；
大三：声韵学、词曲选及习作、中国思想史；
大四：训诂学
选修课：
经 学：诗经、尚书、周易、礼记、左传
史 学：史记、汉书、目录学、版本学
学术思想：墨子、庄子、荀子、韩非子、淮南子、世说新语、传习录
古典文学：楚辞、陶谢诗、李商隐诗、宋诗、苏辛词、红楼梦。
现代文学：现代散文、现代小说、现代诗、报告文学与新闻写作。
这份课程最特殊的地方就是除必修基础课程之外，其他选修科包囊了经、史、子及集部的学问，而且可以酌情增减。台湾及海外如香港及大马的中文系的设计，大致上都相近。
海峡两岸中文系课程的差距悬殊颇大，而台湾的最传统，也最完整。在这样的差异之下，经学会议由清华历史系主办，海外人士岂能不诧异吗？新加坡国立大学“派”中文系主办，岂不是理所当然吗？
第三、完整的中文系
大陆的中文系目前重点偏向于“文学”及“语言”的课程，其他经、史及子的学门，不是被主动放弃，就是被其他的系、所掏空了；所谓中文系，距离国学系太遥远了。说这样的系能够发扬及建设中华文化，任何人都难以相信；四部学问都无法囊括，还说得上发扬文化？经学会议，还得央托历史系来召开，还奢谈什么建设传统文化？一叶知秋，莫过于此。
随着中国国势的和平提升，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建设已列在流程表之内，如何推动及执行，知识份子身负重任。大陆中文系的架构既有偏差，而且难以有效地负起应有的责任，那么，新的设计就应该集思广益了。要全面及彻底地发扬及建设中华文化，中文系应该突破目前的架构及设计，扩大编制，另立组系；构想如下：
中国文化学院
经学系：经学史、经籍概论、经部各种专书等；
史学系：中国传统史学导论、史籍概论、史部各种专书等；
子学系：子学概论、子籍概论、子部各种专书等；
文学系：如国立台湾大学目前所开设者等。
各系共有的通识课程：语言学、文字学、声韵学、训诂学、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、辨伪 学等。
中国的学问，博大精深，实在不是一个中文系所容纳得下；就如中国历史、中国文学史有五千年，不是一年的“中国通史”、“中国文学史”所教得完的；为了全面及完整发扬中华文化，中文系应该扩大成为一个学院，以学院的编制及形式出现在高等学府里。在学院底下，成立四部学系，分别开设各有关的科目，任学生修读。原有中文系的基础课程，一律改为共有的通识教育，供学生修习。
笔者认为，只有这样的编制和设计，才和博大精深的中国学问相配称；笔者也认为，只有这样的编制和设计，才足以全面地发扬中国的学问。中国学问及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，为什么不能以一个学院的形制来保存及开发她呢？为什么一定要“屈就”于欧美的学制，把她腰斩、掏空，然后才“装箱”呢？中文系难道真的只有文学、语言、新闻写作、美学、秘书这些学问而已吗？这样的编制及设计，未免太小觑中文系了。
20.11.2005
论儒家文化在东南亚的生命力
论儒家文化在东南亚的生命力
郑良树
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文化，是从广义方面来说的；换句话说，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文化，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。所谓中华文化，她包涵了儒、道、释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内的一股气势磅礴、容涵性特大的文化，而其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，并作为融合的主体。
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，儒家文化曾经数度退居第二线，由中华文化内的其他文化主导天下；在中国广袤的疆土上，许多区域自有文化特色，并不一定都以儒家文化为主流，中华文化的其他文化在这些区域内领有主导的地位和角色。从这两件事实来观察，即知中华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整合体制，无论从时间上或空间上来说，她都具有高度的弹韧性，更有强大的吸收和包容力。中国虽然灭亡了好几次，但是，弹韧性及包容能力接纳了任何外来文化，通过参与和整合，把这些外来文化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，使她们“宾至如归”。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即使中华文化中的其他要素的连续性，遭遇到严重的破坏，而呈现破碎的状态，只要这一庞大整合体制依然存在，中华文化就可以继续绵延及发展下去。揆诸历史，汤恩比这个说法完全正确。
为什么中华文化有此高度的弹韧性及强大的包容能力呢？这就不得不归功于儒家文化了。儒家文化自春秋时代的原始儒家文化发展到两汉的时候，已经是一股结合阴阳、老庄以及法等思想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，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。这股文化，有下列几个广为人们所认同的特质：
第一、 勤俭
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“勤俭”这个美德。
大禹治水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是个家传户晓的故事；《尚书》<大禹谟>说大禹“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。”可见早在洪荒的太古时代，中国人就已经知道用“勤俭”来处理生活及治理邦家。春秋早期齐国政治家晏婴，把“勤俭”作为治国的方针，使齐国富强；更加肯定了“勤俭”的价值。自此以后，“勤俭”就成为中华文化的传统，特别是儒家文化，更把“勤俭”视为修身养性的美德之一。诸葛亮<戒子书>说：“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儒家文化里，“节衣缩食”、“勤俭起家”、“勤能补拙”、“业精于勤”及“闻鸡起舞”，都是美谈。韩愈<进学解>说：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。”已经成为后世学子的座右铭了。
第二、 诚朴耐劳
中国几千年以来农业立国，农耕必须依赖土地，而土地却是最诚实可靠的依赖者。除了天灾之外，农耕者投下不多少分的力量就有多少分的收获，几乎是天地间的定律。中华文化很早就发现了这条定律，对土地要诚实，并且以此教育后代子孙。由于诚实不欺，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在农耕上，所以，中国人也很早就培养出耐劳的价值观和性格，并且以此教育后人。《荀子》<劝学>说：“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”读书做事必须坚持永恒，就是诚朴耐劳的精神的表现。《庄子》<天下>说大禹治水，“沐甚雨，栉疾风”；《孟子》<尽心>说大禹“摩顶放踵”；这些都是耐劳刻苦的典型代表。
此外，中国许多民间故事都突显这个美德；比如愚公移山。愚公率领家人移山固然是愚笨不堪，但是，他却是诚实朴直，而且刻苦耐劳，不畏艰难，尽管后来是天神帮了他，但是，故事却告诉我们：自己必须先诚朴耐劳，才可能邀天相助。其他如精卫填海等，也都在阐扬这种价值观和美德。
第三、 中庸和平
中国人在尧舜的太古时代，就已经发现中庸和平是人际及国际关系相处的最佳良方。《尚书》<尧典>早就提出“协和万邦”的政治理念，认为邦国之间必须和睦相处；<尧典>又提出“神人以和”的概念，谓和睦是人类的真理。
“中和”这美德很快就成为儒家的专利；荀子在很多篇章内都提到这美德，<王制>说：“中和者，听之绳也。”杨倞说：“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，故能百事无过。中和，谓宽猛得中也。”认为为政必须走中庸路线，方能获得民心。<劝学>说：“乐之中和也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”认为音乐给人的那种中正和乐的感情，是天地间最美妙的意境了。《礼记》有<中庸>，后来朱熹特别挑出来作为四书之一，<中庸>就说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对“中和”推崇备至，是天地间的“达道”。怪不得后人朱熹在《语类》卷六十二说：“中庸只是一个道理，以其不偏不倚，故谓之中；以其不差异可常行，故谓之庸。”总而言之，“中庸和平”很早就成为儒家文化中的美德之一。
在这样的德行的熏陶之下，中国人养成随和、谦逊、温顺及不偏激的性格，成为中国人的特性之一。
第四、 重视血统
中国人很早就非常重视血统的绵延和巩固，并且形成中华文化的特色。
从夏朝开始，中国的帝系就以血统来建构，《史记》<夏本纪>对夏朝的帝王世系记载得非常精确和详细，可见在那个时候中华文化里已经有家谱、族谱的设置了。周朝立国以后，周公以礼乐治国，更加强调血统的意义和价值；周朝两度封建，完全以绵延及巩固血统为根据，就是一个明证。儒家把这股思想吸纳进来，并且体现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及平天下的结构上。自此之后，中华文化就深深地打上了血统的烙印，为其他文化所少有。
从重视自己血统衍生出来，便是重视自己的文化，进而绵延和巩固自己的文化。中国亡国好几次，最后都能复国，恐怕和这个特色有关系。
* * * *
上述几种儒家文化特质，不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所认同的价值观，而且也根深蒂固地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，成为他们处世待人的人生哲学，不管他是高级知识份子，或是凡夫走卒。
这些特质的流行和传播非常特别，是可以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的。所谓“不立文字”，是说它们的流传可以通过口耳相传，由母亲传给子女，由子女传给第三代，那怕国家灭亡了，它们依然可以代代递传下去；所谓“教外别传”，是说它们可以离开儒家，甚至离开中华文化，独特地在其他文化或其他国度里生存及传播下去；这就是儒家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了。
这些特质无所不在，也无时不在。在文学作品里，在哲学经典里，在民间戏棚里，在成语谚语里，在山歌民谣里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，都散发出这种价值观，你可以很容易地濡染上这些特质，成为这种特质的“带菌者”，因为它使你成功，使你做出贡献。这恐怕就是这股文化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了。
因此，当华人向海外移殖的时候，尽管早期移民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的劳工，或者文化水准不高的商人，尽管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赤手空拳连一本书本也没带过来，但是，他们可以凭藉者“不立文字”的方式，把儒家文化的特质带过来，开发这个地区，传播自己的文化，并且建立起文化传播站，“教外别传”，使儒家文化落地生根，就地开花结果。
上个世纪四、五十年代，东南亚各地民族主义抬头，有些地区的儒家文化遭受到挫折，甚至于黯然收盘。中华文化是不是真的收盘了？没有；它依然以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的方式，潜藏在社会的深处。“重视血统”的特质使他们维护及巩固自己家族及族群，包括族群的文化；“勤俭”及“诚朴耐劳”使他们事业成功、贡献地方；“中庸和平”使他们随遇而安，人际关系和谐。中华文化表面上被禁绝，被宣布为敏感文化，某些文化的连续性遭受破坏，但是，儒家文化是人性的本质，是人类的真理，它潜藏在人类心灵的深处，依然流传着，并不因为政治压力而断绝了。等到时过境迁，它们再生的生命力又冒出头来，重新发芽抽枝，为人类做出贡献。
今天，当满城风雨过后，一些地区的中华文化又开始发芽滋长，抽枝生叶，展现它高度的生命力。
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文化，是从广义方面来说的；换句话说，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文化，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。所谓中华文化，她包涵了儒、道、释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内的一股气势磅礴、容涵性特大的文化，而其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，并作为融合的主体。
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，儒家文化曾经数度退居第二线，由中华文化内的其他文化主导天下；在中国广袤的疆土上，许多区域自有文化特色，并不一定都以儒家文化为主流，中华文化的其他文化在这些区域内领有主导的地位和角色。从这两件事实来观察，即知中华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整合体制，无论从时间上或空间上来说，她都具有高度的弹韧性，更有强大的吸收和包容力。中国虽然灭亡了好几次，但是，弹韧性及包容能力接纳了任何外来文化，通过参与和整合，把这些外来文化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，使她们“宾至如归”。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即使中华文化中的其他要素的连续性，遭遇到严重的破坏，而呈现破碎的状态，只要这一庞大整合体制依然存在，中华文化就可以继续绵延及发展下去。揆诸历史，汤恩比这个说法完全正确。
为什么中华文化有此高度的弹韧性及强大的包容能力呢？这就不得不归功于儒家文化了。儒家文化自春秋时代的原始儒家文化发展到两汉的时候，已经是一股结合阴阳、老庄以及法等思想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，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。这股文化，有下列几个广为人们所认同的特质：
第一、 勤俭
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“勤俭”这个美德。
大禹治水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是个家传户晓的故事；《尚书》<大禹谟>说大禹“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。”可见早在洪荒的太古时代，中国人就已经知道用“勤俭”来处理生活及治理邦家。春秋早期齐国政治家晏婴，把“勤俭”作为治国的方针，使齐国富强；更加肯定了“勤俭”的价值。自此以后，“勤俭”就成为中华文化的传统，特别是儒家文化，更把“勤俭”视为修身养性的美德之一。诸葛亮<戒子书>说：“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儒家文化里，“节衣缩食”、“勤俭起家”、“勤能补拙”、“业精于勤”及“闻鸡起舞”，都是美谈。韩愈<进学解>说：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。”已经成为后世学子的座右铭了。
第二、 诚朴耐劳
中国几千年以来农业立国，农耕必须依赖土地，而土地却是最诚实可靠的依赖者。除了天灾之外，农耕者投下不多少分的力量就有多少分的收获，几乎是天地间的定律。中华文化很早就发现了这条定律，对土地要诚实，并且以此教育后代子孙。由于诚实不欺，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在农耕上，所以，中国人也很早就培养出耐劳的价值观和性格，并且以此教育后人。《荀子》<劝学>说：“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”读书做事必须坚持永恒，就是诚朴耐劳的精神的表现。《庄子》<天下>说大禹治水，“沐甚雨，栉疾风”；《孟子》<尽心>说大禹“摩顶放踵”；这些都是耐劳刻苦的典型代表。
此外，中国许多民间故事都突显这个美德；比如愚公移山。愚公率领家人移山固然是愚笨不堪，但是，他却是诚实朴直，而且刻苦耐劳，不畏艰难，尽管后来是天神帮了他，但是，故事却告诉我们：自己必须先诚朴耐劳，才可能邀天相助。其他如精卫填海等，也都在阐扬这种价值观和美德。
第三、 中庸和平
中国人在尧舜的太古时代，就已经发现中庸和平是人际及国际关系相处的最佳良方。《尚书》<尧典>早就提出“协和万邦”的政治理念，认为邦国之间必须和睦相处；<尧典>又提出“神人以和”的概念，谓和睦是人类的真理。
“中和”这美德很快就成为儒家的专利；荀子在很多篇章内都提到这美德，<王制>说：“中和者，听之绳也。”杨倞说：“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，故能百事无过。中和，谓宽猛得中也。”认为为政必须走中庸路线，方能获得民心。<劝学>说：“乐之中和也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”认为音乐给人的那种中正和乐的感情，是天地间最美妙的意境了。《礼记》有<中庸>，后来朱熹特别挑出来作为四书之一，<中庸>就说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对“中和”推崇备至，是天地间的“达道”。怪不得后人朱熹在《语类》卷六十二说：“中庸只是一个道理，以其不偏不倚，故谓之中；以其不差异可常行，故谓之庸。”总而言之，“中庸和平”很早就成为儒家文化中的美德之一。
在这样的德行的熏陶之下，中国人养成随和、谦逊、温顺及不偏激的性格，成为中国人的特性之一。
第四、 重视血统
中国人很早就非常重视血统的绵延和巩固，并且形成中华文化的特色。
从夏朝开始，中国的帝系就以血统来建构，《史记》<夏本纪>对夏朝的帝王世系记载得非常精确和详细，可见在那个时候中华文化里已经有家谱、族谱的设置了。周朝立国以后，周公以礼乐治国，更加强调血统的意义和价值；周朝两度封建，完全以绵延及巩固血统为根据，就是一个明证。儒家把这股思想吸纳进来，并且体现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及平天下的结构上。自此之后，中华文化就深深地打上了血统的烙印，为其他文化所少有。
从重视自己血统衍生出来，便是重视自己的文化，进而绵延和巩固自己的文化。中国亡国好几次，最后都能复国，恐怕和这个特色有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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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几种儒家文化特质，不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所认同的价值观，而且也根深蒂固地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，成为他们处世待人的人生哲学，不管他是高级知识份子，或是凡夫走卒。
这些特质的流行和传播非常特别，是可以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的。所谓“不立文字”，是说它们的流传可以通过口耳相传，由母亲传给子女，由子女传给第三代，那怕国家灭亡了，它们依然可以代代递传下去；所谓“教外别传”，是说它们可以离开儒家，甚至离开中华文化，独特地在其他文化或其他国度里生存及传播下去；这就是儒家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了。
这些特质无所不在，也无时不在。在文学作品里，在哲学经典里，在民间戏棚里，在成语谚语里，在山歌民谣里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，都散发出这种价值观，你可以很容易地濡染上这些特质，成为这种特质的“带菌者”，因为它使你成功，使你做出贡献。这恐怕就是这股文化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了。
因此，当华人向海外移殖的时候，尽管早期移民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的劳工，或者文化水准不高的商人，尽管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赤手空拳连一本书本也没带过来，但是，他们可以凭藉者“不立文字”的方式，把儒家文化的特质带过来，开发这个地区，传播自己的文化，并且建立起文化传播站，“教外别传”，使儒家文化落地生根，就地开花结果。
上个世纪四、五十年代，东南亚各地民族主义抬头，有些地区的儒家文化遭受到挫折，甚至于黯然收盘。中华文化是不是真的收盘了？没有；它依然以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的方式，潜藏在社会的深处。“重视血统”的特质使他们维护及巩固自己家族及族群，包括族群的文化；“勤俭”及“诚朴耐劳”使他们事业成功、贡献地方；“中庸和平”使他们随遇而安，人际关系和谐。中华文化表面上被禁绝，被宣布为敏感文化，某些文化的连续性遭受破坏，但是，儒家文化是人性的本质，是人类的真理，它潜藏在人类心灵的深处，依然流传着，并不因为政治压力而断绝了。等到时过境迁，它们再生的生命力又冒出头来，重新发芽抽枝，为人类做出贡献。
今天，当满城风雨过后，一些地区的中华文化又开始发芽滋长，抽枝生叶，展现它高度的生命力。
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主催第二届国际儒学研讨会论文 ，2005年12月3－6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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